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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5章（第1页）

由辩护者转为传道者，辜鸿铭后期的著述，主要是赞美、推销儒家文化。不同于汉学家之注重枝节问题，辜氏以能&ldo;识大体&rdo;自傲。文章虽不长，却可以牵涉中西政体、法律、宗教、语言、文学等大题目。早期的中西文明比较，学识外，更需要悟性、直觉以及整体把握能力。辜氏在这方面，确有所长。比如，关于儒家不是宗教却又扮演宗教职能、关于汉语简洁且适合于传情、以及&ldo;真正的中国人&rdo;拥有童心与智慧，故&ldo;永远有一种带诗意的宁静而具幸福感的精神状态&rdo;等，都并非无稽之谈。只是将这种对于理想中国的赞美，转化成为现实生存处境（包括小脚、辫子、太监、八股、纳妾等）辩护，则难避&ldo;自大&rdo;、&ldo;昏庸&rdo;之讥。

如何面对处于强势且咄咄逼人的西洋文明，是每个20世纪中国读书人都必须思考的问题。辜氏出于民族自尊而抗议西方的&ldo;傲慢与偏见&rdo;，超越具体的历史语境，探讨中国文化的内在魅力，其著述百年后仍有读者，可见此命题的严肃性。不过，在著名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中，辜氏所受到的非议最多，其&ldo;重新出土&rdo;面临的阻力也最大，除了语言（用英语写作）的障碍，更重要的是其文体及论述策略。辜氏为人为文，语不惊人死不休，嬉笑怒骂，皆成文章。采用箴言体、笔记体写作，可以攻其一点，不及其余。不必论证，只求奇警，文章必然以气势而不是逻辑或学识取胜。常被论者提及的&ldo;旁征博引&rdo;，也只是相对于其时国人的西学水平而言。至于&ldo;国学&rdo;，更非辜氏所长。这就难怪&ldo;五四&rdo;以后，随着大批留学生归国以及专门研究机构的成立，辜氏随意性很强的中西比较，不再被学界所赞赏。而其广泛传播的&ldo;妙语&rdo;，更加深了与新文化人的矛盾与隔阂。

相对于辜氏在国内的政治活动，我更欣赏其在国外传播中国文化的功绩。除了《论语》、《中庸》的英译，《中国人的精神》（英）、《呐喊》（德）、《辜鸿铭论集》（日）等的出版，毕竟为国外读者提供了与汉学家和传教士截然不同的另一个&ldo;中国&rdo;。在西方语境下谈论中国文化，自然是希望借东方文化补救西方文化的缺失。对这一论述策略不理解，无论是赞赏还是批判，我以为都是不得要领的。这种读者的锁定，决定了辜氏对东方文化的评价，必然与以改造中国、解决迫在眉睫的社会问题为己任的知识者大相径庭。或者说，后者主要面对&ldo;现实的中国&rdo;，而前者谈论的则是&ldo;理想的中国&rdo;。在我看来，只要不越界发挥，二者各有其合理性。也就是说，当年新文化提倡者的批判锋芒，并不因辜氏的重新出土而黯然失色。

两年前，在东京的神保町淘旧书，与《春秋大义》（即《中国人精神》）失之交臂，懊悔莫及，曾在文章中有所表示。友人以中译本相赠，意在让我&ldo;圆梦&rdo;。迫不及待翻阅一遍，更加强化了我当初的直觉：谈辜氏，不该只限于&ldo;轶事&rdo;，更有&ldo;精神&rdo;必须认真对待。

1996年4月22日于京西蔚秀园

（原刊《中华读书报》1996年5月8日）

《当年游侠人》　第二部分最后一个&ldo;王者师&rdo;（1）

‐‐关于康有为

最后一个&ldo;王者师&rdo;　当年游侠人很想找个理由，说明写作的缘起。诞生一百四十周年?太早了;逝世七十周年?也太早了。戊戌变法乃康有为（1858‐1927）一生事业的顶峰，是作文章的好时机，可惜百年祭不能提前。公车上书倒是发生在1895年，此乃康氏正式登上政治舞台的象征。寻访当年十八省举人集会地点松筠庵，也是一个好题目，只怕有人已经捷足先登。实在黔驴技穷，只好如实招来：偶然翻书，略有感触，于是写下了这三则不太连贯的札记。

不必纪念日，也能被后人所追忆，这其实更不容易。如此说来，讲不出具体缘由的&ldo;对话&rdo;，也并不辱没康君。

一

十多年前，我在广州中山大学念书。校园在珠江边，原是岭南大学旧址，红墙碧瓦，掩映在南国特有的大榕树的绿阴中。位于校园中轴线的小礼堂、大草坪、孙中山铜像、惺亭、喷水池尤其充满魅力，是晚饭后散步的最佳去处。小礼堂上刻着的孙中山题词&ldo;学生们要做大事，不要当大官&rdo;，常是朋友聊天的好话题。

今年春天回母校访问，发现题词没了[1]，大概是为了恢复那座小礼堂原先的风韵吧?我有点怅然。政、学分家，&ldo;读书&rdo;不是为了&ldo;做官&rdo;，这是晚清不少有识之士的共同见解，起码章太炎、蔡元培、严复、梁启超、吴稚辉等都有过明确的表述。真正使得中国读书人转变观念的，是西方教育制度的引进以及科举制度的退出历史舞台。只是作为政治家以及近代知识者的孙中山，在教诲学生走专业化道路的时候，不曾说清一点：有些&ldo;大事&rdo;，非&ldo;大官&rdo;不能做。尤其是安邦定国、或者说政权建设成为整个社会关注的中心时，不当官的读书人，可以&ldo;立德&rdo;&ldo;立言&rdo;，却很难真正&ldo;立功&rdo;。

读书人由士大夫变为专家学者，这一大趋势，使得其经世致用的可能性日趋缩小。最后一个成功的&ldo;王者师&rdo;，大概得推康有为。读康氏七上清帝书以及百日维新期间涉及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化、教育等领域除旧布新的三十七封奏折，实在是&ldo;不亦快哉&rdo;!晚清志士之呼吁变法，往往从废八股开学堂以育人才开篇。康氏大约三分之一的奏折，集中攻击科举取士之弊，主张引进西学以改良中国的教育及官僚体制。这一努力的结果，竟然使得读书人再也无法重温&ldo;为王者师&rdo;的旧梦，这大概是康氏等所始料不及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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